《法院法治理念学习心得体会》

法院法治理念学习心得体会

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讲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正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心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2006年要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对人民法院而言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法院干警作为履行国家法治职能，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之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牢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正确履行各项法治职能的前提和保障。本文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关于“法治”的涵义

自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哲人提出“法治”并阐述其思想以来，历代思想家对“法治”这一命题作了不懈的探讨，不断丰富了法治内涵和熟悉。按照柏拉图在其名篇《法律篇》中的解释，法治就是“服从法律的统治”。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的思想，将法治概括为“普遍服从良法”，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以后的思想家西赛罗、詹姆斯·哈林顿、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康德等都对法治有过精辟的阐述。目前，我国学者公认，法治至少有以下五层涵义：

1、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古代，“法治”即“以法治国”，经常与“德治”、“礼治”、“人治”相提并论，主要被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理念来理解。在西方，“法治”也首先被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来熟悉，即“法律的统治”。今天，我们使用“法治”的概念，是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专门对“依法治国”作了阐述：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治理国家事务，治理经济文化事业，治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重力的改变而改变”。

2、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其基本含义是：在法律制定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都要受到既定法律的约束和规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随意废法和立法，强调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和一致性，认为在法律面前，只有首先承认形式的合理性，才能承认实质的合理性。这是法治建立的基本要求。

3、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模式。即“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制”。法律历来有多样性，通常有专制的法制和民主的法制，而有法律不一定就有法治。真正意义上法治只能是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法制模式。

4、法治代表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即体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权力等问题的原则、观念和价值体系，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和需要，成为人们设计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对人类法治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和提炼，我们认为当代法治所蕴含的法律精神包括：法律至上、善法之治、平等适用、制约权力、权利本位、正当程序等内容。

5、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权力；在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在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在国家和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约束之后，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种社会状态。由此可见，法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确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的运动过程。

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法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重力的改变而改变。”故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对权利、平等、自由等法律价值有天然的依靠和促进作用。假如市场主体没有产品所有权，就不可能有交易行为，假如没有交易主体的平等和契约自由的规则，交易行为就必然难以为继和持久进行。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我党宗旨也要求我们实行法治。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要求我们的各项制度设计和安排要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而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充分保障人权，充分体现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爱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宗旨，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也需要用法治体现党的追求人民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

4、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当前新一代中心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保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既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其重要保障。

5、假如把法治理解为“依法治国”，那么作为法律施行的最重要的载体，应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及相关的司法机关。故法治理念对司法机关而言，可以等同于司法理念。因此，在司法工作中，树立现代法治理念就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理念在司法机关中的具体运用。

三、人民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考

第三、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来看，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就已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在西方法律史上，曾出现过“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概念法学”与“现实法学”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争。前者强调法律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执法”而不是“造法”，法律适用就是运用三段论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目的是要限制法官的司法权，防止法官借口维护公共秩序而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是强调社会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因此法律适用中应当把案件事实、法律规定、公共政策与社会正义理念结合起来，通过能动司法，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衡量法律效果的标准是一个逻辑标准，具体是看法官作出的判决事实是否清楚，选用的法律是否正确，法律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则。而衡量社会效果的标准则是一个功利性的标准，主要是看法院判决作出后，当事双方的矛盾是否有效地得以消解，是否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法律秩序的裂痕是否恢复到正常状态，社会各方面是否认可法院的生效裁判。（2）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严格法条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法官如何运用好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要害。换言之，严格法条主义根植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传统，为防止法官素质不高、自由裁量度太大，法律要严密。法官判案适用法律就如同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把案子当硬币投入法条的售货机中，掉下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判决。自由裁量主义是英美法系的典型思维、寄望于法官的内心自省、法官的责任，学识聪明和法官的正直。假设好法官、资深法官判出好案子。在国民综合素质较高，法治氛围浓厚，司法权威较高的地方、两者的冲突不大，尽管一个案子判下来社会效果不好，但大家议论一阵子就过去了，如美国闻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刑事宣告无罪，民事又判赔2500万美元。这样的案子在其他国家是绝对不敢这样判的。在法治传统不深的地方，二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处理不好会直接否定法律权威，产生反社会、反法治的社会效果，故本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对民事司法审判是必要的。第四、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和一个加强。“五个转变”：一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法官要善于实现从“职业人”向“理性人”转变。法院判决的对象不是法官自己，而是不精通法律的老百姓。判决只有被普通公众所接受，才能获得正当性。这就要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能仅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以一个理智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判定问题，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判决结论，才能被当事人所接受。二是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要善于实现从“审判者”向“被审判者”的转变。闻名学者、北京大学张明楷教授指出，当法官运用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的方法获得一个结论后，假如从普通人的角度不会感到吃惊，就说明该解释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法官不能老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经常作一些换位思考，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结论是否正当。三是要实现从“审理案件”到“解决纠纷”的转变。任何案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都是现实发生的利益纷争。对于受过法律专业练习的法官来说，审结一个案件并不难，但要有效消解当事双方的利益冲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却需要充分运用法官的聪明。法官面对一个案件时，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而要把它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纠纷；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当事人，还要看到每一个当事人的背后还站着无数个潜在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冰冷的卷宗看到其后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从而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实现从单纯的“法律思维”到“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相结合”的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纠纷都不是纯粹的法律纠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事件，如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就有不少属于经济体制转轨所形成的“结构性破产”，准确地说，是国家将体制转轨的代价转移给企业职工来承担。对这类案件，只有将法律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妥善地予以解决。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法院也不仅仅是一个审判机关，法院除了具有运用审判手段解决案件的司法功能外，还肩负着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因此，无论是从案件性质还是从法院功能的角度出发，都要求法官必须将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善于从“案件之中”来研究案件，而且还要善于从“案件之外”和“案件之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思考问题，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司法。五是要实现从“重判轻调”到“调判结合”的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法院判决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基于这一严酷的现实，调解结案就是法院和法官的最佳选择。实践证实，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一个加强”，就是要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闻名法学家华伦滋曾经指出：“判决理由是区分司法擅断与司法民主的分水岭；假如判决可以不给理由，所谓权利保障和上诉审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判决说理是程序“吸收不满”功能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效应”的前提和基础。假如法官不在判决书中对当事双方的争议一一作出回应，那么，审判程序不仅不能吸收不满，反而会将不满集中到法官身上，使法官和法院成为诉讼双方攻击的对象。判决说理的实质在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使当事人服从法律，养成守法的习惯。因此，判决说理的要害，就是要将法理与情理结合起来，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增强司法裁判的亲和力。正如古人所说：“法乎于情。”真正的法理和情理是相通的，否则法律就会寸步难行。但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非凡的洞察力。所以说，审判是一门艺术，判决说理是法官聪明的集中体现。在这方面，英国贵族法官丹宁勋爵写的《法律的训诫》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其中所引用的判词十分出色，可以说是情理交融的典范。

综上所述，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民法院工作，建设和谐稳定、民主法制的公平正义社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与任务，当中刑事审判的核心是惩治犯罪，实现司法对人权的保护，严厉执法非常必要和重要。民事审判中制裁违规，示范规则是必要的，但在民法规范不完整、不系统，要靠政策条文来指导补充的社会转型时期，民事审判的难点在于许多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单靠不停修改的法律无法囊括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仅考虑法律效果的司法追求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从本土的文化传统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急公好义中得到弘扬。其实这种精神恰恰促成了法律规范、法制意识的缺失，以致于在我们的本土文化中，法治意识一直是稀薄的。由于法律精神的缺失，法治传统的缺失，公众甚至相当文化层次的公民往往以情理来理解法理，却不能理解和接受法理是不能掺杂情理因素的。法律追求的是千万个具体案例后抽象的社会价值的公正，情理则是以身边的个案来判定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只能立足于情理为大的国情，以及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缺乏的现实，通过法官的刻苦努力，把抽象的法理，理想的公正价值追求，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转换表达为公众可以接受的情理，或追求二者交合的最大化，以增加审判工作的接受度，从而提高法院工作的公信度，即使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统一。使司法工作的专业性，封闭性与社会公众的普通性、直观性得到通畅的、通俗的交流，从而得到必要限度的理解。做到了这一步，法院自身工作的艰辛、社会公众根本利益的公正价值、理想追求与社会对司法效果的认可落差就能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