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对策五篇范文》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对策五篇范文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对策

【摘要】

本文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出发，分析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解决途径，重点对当前积极稳妥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前景进行了基于现实的前瞻思考；最后对通过金融创新逐步化解“三农”问题的可行性、紧迫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阐述，对最终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三农问题解决金融创新对策

“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始终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11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凸显了“三农”问题在当前现代化建设和转型时期的重要地位。将“三农”问题放在中国历史变迁和世界各国发展过程等参照体系来看，当前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独有的、也是人为和政策因素综合作用而积累的，更是牵一发动全身等系列问题汇总和诸多社会矛盾、不稳定因素“活的源头”。“三农”问题的根源分析、演变趋势和解决途径都是棘手的难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点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然而在理论界，包括主张“土地私有化内在逻辑”的文贯中、“土地资源必须实行市场化配置”的田国强、“农民物权财产权保障优先”的刘正山、“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先起步”的郑永年、“城中村建设用地同价入市切入后实施综合改革”的汪晖、“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周其仁等专家们；一致从中国历史背景、其他国家土地私有与公有并存制度、保护农民财产权和物产权的理论思路提出了不同的解决途径；但其中诸多措施与我国目前关于“三农”的法律框架、不同土地性质刚性规定、基层政府土地财政依赖、财政税收体制和经济社会问题叠加等不能融通，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期待从法制、金融、保障、城镇化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逐步融化“三农”问题几十年来凝集的冰川，迎来中国历史上现代化进程中最惊心动魄的“阳春白雪”。

暑假期间通过对祖籍地（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亲属们生活的观察和农村金融服务的感受。笔者认为，当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有效措施在于采取各种“涉农金融创新”对策；通过金融创新，国家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信用契约关系能够更加公平融洽，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落户、就业和生活，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对冲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后持续动荡的经济社会风险，快速消化存量的数千万套商品房。随着城乡一体化条件的进一步成熟，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综合改革也就可顺势而为，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和居民生活和谐幸福并行的“中国梦”。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路径

（一）解决“三农”问题应着力于“三农”之外，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现代服务业是吸纳“三农”的超级海绵体。

从农业来看，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亿多吨，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十一连增”，现有生产方式和技术条件下，国内粮食总产量增长和市场价格已到顶峰。与之同时，全球粮食产量尽管存在结构性、区域性不均衡现象，总量上能够满足全球居民的需求，且潜力巨大。从全国农村来看，除少数沿海发达省市外，全国农村基础设施总体滞后，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失业人口继续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聚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倍以上，严重影响了内需市场的扩大。从农民群体上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8.5亿乡、镇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5%，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5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乡村群体中、有2亿左右在外务工、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201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56957亿元，增长4%；第二产业增加值249684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262204亿元，增长8.3%；从1990年到2010年，总共新增国内生产总值30.4万元，其中91.6%来自

二、三产业，第一产业产值已低于总产值的9%。

因此，研究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轨迹、农业就业人口比例、第一产业比重和健康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在“三农”之外。按照“两个100年”的实现目标，到2050年全国直接从事现代化农业的人数（18～50岁）仅需要5千万人左右；考虑非就业段人数和人口趋势，全国将有近4亿就业段农村居民需要在35年的时间内脱离“三农”，若剔除目前2.3亿左右的农民工，仍有1.7亿左右的“城乡居民”（户籍制度改革后的称谓）需要在“三农”之外就业，那种固执坚持发展现代农业能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至今没有成功案例的。同时，分析全国近年来“招工难”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第三次工业革命（指将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嫁接”融合，通过更数字化、智能化的模式解放人力，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和现代服务业是体量无限的“超级海棉体”，能够从“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正如浙江省省长李强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例举的：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22万人，山多平地少，最近几年该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将农产品通过网络远销国内外，全县1300多个淘宝店带动了农民的增收，全县已经连续7年农民增收超过了全省的农民增收平均水平，被电商界称为遂昌模式，展示了电子商务的潜力。

（二）解决“三农”问题应着眼于“全国一盘棋”，实现人口自由迁徙的市场配置及引导

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提出如何破“胡焕庸线”（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划分的我国人口密度对比线，从黑龙江省原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该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视野上，至少要着眼于“全国一盘棋”，通过产业结构阶梯式分布调整和人口自由迁徙引导等综合措施的落实，从国家意志方面展现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执行力。由于我国地域自然禀赋条件、资源承载能力和历史气候变化等条件的影响，全国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史学角度、亚洲国家人口自然集聚现状、人口长期趋势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因素来看，全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应遵循人口自然迁徙的市场配置及引导，要突破现有18亿耕地红线行政计划分配的固有思维，通过人口自由迁徙信息化的支撑，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群。理论上来说，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长江经济带和其他县城及以上城市能够承载全部中国人的现代化生活。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为2.3亿，其中78.8%在东部地区，80%在大中城市，44%在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以浙江省为例，如果全省按照城市化的要求统一规划建设（省长李强在“求是”杂志上的观点），在东南亚国家沿海地域平均人口密度来测算，可以在目前常住人口为5614万人（户籍常住人口中4431万，省外流入人口为1183万人）的基础上再吸纳5000万人落户浙江，只要政策创新到位，浙江省10.4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08%）可承载1～1.2亿人口，其中人类生存最限制的资源―优质淡水资源可以充分满足需求，前提是浙江的传统农业要最大幅度的压缩，腾出更多的土地、水和其他资源满足城市化人群的需求；同理，仅江浙沪二省一市就能够使近3亿人口（亚洲四小龙平均人口密度之下）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下，中、西部只要在县城及以上城市容纳市场化的人口资源配置就足够了，可以节约出更多的耕地、山林和水资源，一方面可以实现18亿耕地红线的只增不减、全国的生态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当下东三省和中西部省份人口净流出就是明确的信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一路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全国人口分布的市场化配置引导，使“三农问题”的解决融入国家的大战略中。

三、现代金融创新引导和支撑“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反哺式“涉农信用金融创新”

所谓“反哺式”，指的是自建国以来，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1949至2004年期间（2004年以后取消农业税），通过采取统购统销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三代农民为国家贡献了90万亿人民币（以目前货币购买力和累计利息来测算）的天量资本；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政府通过垄断和随意变更土地政策的差价和货币超发等途径，又直接或间接地从农民手中暗取了80万亿人民币的财富。如从道义和公平的角度来看，政府积累的财富（不考虑重复建设的浪费、决策失误损失和其他途径流失）应该能够为全体居民提供基本的、免费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而目前的税收和财政收支显然是无力完成的；因此，基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当下是实施反哺式“涉农信用金融创新”的最佳时期。

1.以个人和家庭信用为保证，按人均10～20万元的额度为每一位农村居民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以三口之家为例，30万～60万元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基本可以在所在地的县城或集镇购买一套商品房，一方面可以立即化解全国房地产面临的巨大存量房危机，减少农村住房和城市商品房重复建设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为农村居民适应城市生活，实现“以人为本”城市化奠定基础，迅速扩大服务业的需求，同时也能极大地释放全国的耕地面积，仅以宅基地来说，就能新增2亿亩的耕地面积。

2.以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化解农村居民无抵押信用贷款的风险。信用贷款由谁来做，笔者建议采取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方式。国家作为最终的债权人（金融是国家垄断行业、国有资产居主导地位）和债务人（土地的国家所用和商品房70年属性所决定），可以制定无抵押信用贷款的专项法规，既隐含“反哺”的道义，也可推动金融创新的步伐；专项法规可明确无抵押信用贷款的低利息、长周期、捆绑个人信用和特殊情况灵活处置等，目前农村贷款的低坏账率指导着农村无抵押信用贷款的安全性。在银行的选择上，市场化竞争和行政性指标考核可以有机结合，形成竞争和有序发展良性局面。国家财政上也应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呆账、坏账的处置，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也完全有能力化解农村居民无抵押信用贷款的违约风险。

（二）渐进式“涉农物权金融创新”

[13]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和革命〔m〕.东方出版社，2014.

[14]杨连宁.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m〕.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

[15]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