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约束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日期:2008年1月23日作者:冷淑莲冷崇总
来源:江西省价格理论研究所
资源、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基础性要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充裕的资源作后盾和良好的环境作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由从2000年的9921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09407亿元。然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凸显。正确认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分析产生资源环境约束的原因,科学探索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对策,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是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表现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合理使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核心是保证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支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人均资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交互作用,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为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加剧。
———土地资源约束。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所有经济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土地资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能否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但可利用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3,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36人,是世界平均49人的1.78倍;2005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3004万公顷,按当年人口130756万人计算,人均耕地仅0.099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0.25公顷的39.6%,不及加拿大的1/15、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居世界第67位。在人均耕地不足的同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不断扩大,农村住房占地不断增加,加上生态退耕和灾害损毁,使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如2000~2003年因建设占用、灾毁、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退耕,使耕地分别净减少96.24万公顷、62.73万公顷、168.62万公顷和253.74万公顷;2006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灾毁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分别使耕地减少16.7万公顷、3.6万公顷、33.9万公顷和4万公顷。特别是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我国土地资源质量及其可利用性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土地沙化面积扩展高达2460平方公里,大量粮田、草地、林地被沙漠侵占,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中等县(市)的土地面积;2005年草地可利用面积为31333万公顷,仅为其总面积
的78.3%,且天然草地大部分分布在平均降水量小于400mm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其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已达13500万公顷,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2005年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5502.93万公顷,只占当年全部耕地面积的42.3%,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只有1%~2%,高产稳产田只占1/3,中低产田比重高达2/3,受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土地资源相对贫乏、耕地不断减少和土地资源质量下降,不仅会使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受到限制,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制约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在“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双重需要下,导致土地供给压力越来越大,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成为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如珠三角土地面积只有4.17万平方公里,目前可供开发的土地相当有限,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正面临无地可供大规模开发的局面。———水资源的约束。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资源。虽然我国江河纵横、水网如织,水资源总量达255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1945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只是美国的1/5、俄罗斯的1/7、加拿大的1/50,居世界第121位,是联合国列出的13个严重贫水国家之一。随着非农产业用水和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数量急剧增加,大量农业灌溉用水已被转用于非农业用途,如北京密云水库转向以提供城市居民和
工业用水为主,全国平均每年因缺水受旱耕地面积近2600万公顷。在全国660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持运行。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同时,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2005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增长21.25%,生活废水排放量增长22.17%。水污染已从河流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对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淮河、太湖、巢湖等江湖的断面监测结果表明,63.l%的河段失去了饮用水功能。一些城市把未经处理或简单处理后尚未达标的污水大量排放到天然河道,导致流经城市的河道90%受到污染、75%的湖泊富营养化、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且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势。我国属于水资源贫乏的国家,水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局面,导致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使之对工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成为制约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要因素。缺水每年给我国工农业造成的损失高达3500亿元,这还不包括水资源被过度开采而导致的巨大间接损失。美国兰德公司甚至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瓶颈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5%~1.9%,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降的影响。日益严重的水污染还吞蚀国计民生的根基,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我国城镇居民中的恶性肿瘤、畸形怪胎、新生儿缺陷、血管类病等疾病
的快速蔓延,与饮用水安全直接相关。地下水资源严重超量开采、水位下降和水资源恶化直接影响到地下水资源持续利用和城市化发展进程,成为威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环境问题,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
———能源供应约束。能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总量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2005年全国年均gdp增长9.5%,同期能源消费年均增长9.8%。经济增长呈现依赖能源高投入、高消耗的特点,能源市场呈现需求远大于供给的基本格局。2000~2006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折算为标准煤)分别为128978万吨、137445万吨、143810万吨、163842万吨、187341万吨、206068万吨、221000万吨,而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138553万吨、143199万吨、151797万吨、174990万吨、203227万吨、223319万吨、246000万吨。能源生产增长赶不上消费增长,短缺问题日益凸显,“油荒”、“电荒”、“煤荒”已成为约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从1996年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于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国,2004~2005年分别进口石油17291.3万吨、17163.2万吨,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3.8%和52.8%。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原油产量18367.6万吨,居世界第5位,原油进口量14518.0万吨,出口原油633.7
———需求原因。在资源环境存量一定的情况下,需求增长是导致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约束的首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升级阶段,经济增长以资源浪费、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居民消费向住宅、汽车、家电升级以及经济结构重型化,会使其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快速增长,加剧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费总量的线性相关表明,经济增长越快、规模越大,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也越大。近几年受经济增长所致的需求扩张影响,资源消费增速超过了当年gdp的增速度。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1年电力消费增长分别比当年gdp高出1.5和1.1个百分点;2002~2003年能源消费增速分别比当年gdp增速高1.6和3.9个百分点;2006年钢材消费增长17.2%,比当年gdp增速高6.5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仍会处于上升趋势。据有关专家预测,2010年我国石油总需求规模将达到3.5~3.8亿吨;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总需求量为40亿吨标准煤。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12~2014年我国将迎来2.4亿吨~2.6亿吨铁的年消费高峰;2019~2023年我国将迎来530万吨~680万吨铜的年消费高峰;2022~2028年我国将迎来1033万吨铝的年消费高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来支撑经济增长,在增加资源需求的同时,还会破坏环境,如经济增长过程中乱占耕地,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过度放牧,造成草地
沙化,草原面积减少;过度采伐树木,造成森林面积下降,水土严重流;过度开发水资源,导致江河断流,地面沉降;过度排放污染物质,造成江河湖海污染,空气质量下降。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其对资源消费急剧增长,据统计,2002~2005年我国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中,生活消费量(标准煤)分别为达到17033万吨、19827万吨、21281万吨、23393万吨,分别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0.4%、11.33%、10.47%、10.48%。在石油消费量中,生活消费的比重由1990年的2.48%上升到2005年的5.52%;电力生活消费比重由1990年的7.72%上升到2005年的11.33%。家用电器的普及使用,使居民用电量大幅增加,2004~2005年全国居民生活用电分别比上年增长10.12%、14.62%,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为0.34辆,到2005年已达到3.37辆,汽车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环保和能源问题。近几年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2005年城市化率为42.99%,新增城市人口不仅给城市经济发展增添劳动力,还将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从城市化对水资源的需求看,城市化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增加大约15亿吨。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高耗能工业占比例较高,增加了对资源环境的需求。近年来
钢铁、水泥、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导致煤炭、铁矿、铝土矿、水泥、石灰岩等矿产资源的消耗和需求急剧增加。这些行业的大规模、低水平扩张,加剧了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
———利用原因。尽管政府早已把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与当务之急,但习惯于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目标和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使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得以延续,重发展速度和数量,轻发展效益和质量,重外延扩大再生产,轻内涵扩大再生产,对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加上节约资源的技术发展滞后,缺少节能新工艺和新技术,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管理角色差异而导致的利益博弈造成资源有效利用机制的缺失,使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普遍偏低,成为加剧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主要原因。从能源利用效率看,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与发达国家相差10个百分点;单位gdp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我国是世界上单位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千克标准煤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火电厂供电煤耗为每千瓦时404克标准煤,高出
国际先进水平317克标准煤27.4%;工业锅炉平均能耗效率为60%,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约5.5%,但为此消耗了占世界15%左右的能源、30%的钢和54%的水泥,经济成果与资源投入并不匹配。在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现阶段我国农业灌区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灌溉方式,每年农业灌溉用水量约3800多亿立方米,因水渠渗漏或蒸发严重、大水漫灌,平均每公顷用水7320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3,仅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有57%的农业灌溉用水被白白浪费了;每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l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全国城镇自来水管仅跑水、冒水、滴水、漏水损失率高达20%,每年“漏”水100亿立方米,高于南水北调中线的输水量。从矿产资源的利用来看,目前我国铁矿、有色金属的回收率分别30%和2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没有被回收利用;单位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倍、4.8倍、4.9倍、4.9倍和4.4倍。在农村土地利用中,由于不合理的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破坏了土地生态系统与环境要
素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一些地方的水土流失甚至沙化,致使区域土地资源不断退化,生产力显著下降。资源利用效率低,在加剧了资源供求矛盾,影响资源存量的同时,还会造成的巨大环境污染———大量资源在生产过程中未被有效使用,以废弃物的形式进入环境系统,破坏环境系统的稳定,从而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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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免费查看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过高消耗来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不足和环境恶化的现实。缓解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关系着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全和整体国力提升,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支好型社会。
冷淑莲,江西省价格理论研究所所长,价格月刊杂志社社
长、主编,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价格理论与实践;冷崇总,江西省价格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价格月刊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价格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