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和启示

导读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岁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01中国40年改革的基本历程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新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新的探索”四个阶段。

1、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坊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十一届三中全会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

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这一阶段主要对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国有企业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4、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新阶段的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与此同时，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为此成立了7个专项小组。截止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内容就囊括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过去的改革当中一直难以解决甚至回避的诸多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方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02中国四十年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1、五个方面的主要成就

4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1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2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5个主要环节，同时要求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认可，也是使市场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起点。3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90年代的麦当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吸收利用外资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在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4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

1999年3月，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5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改革4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6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居民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4年的75岁。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2、三大矛盾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的健康。2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

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国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了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3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

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但是，仅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经给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包括阿里、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装、小商品市场门店的式微；互联网金融的勃发和动荡；互联网社交带来的信息流转的加速度等等。

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我们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这些监管机制，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措施，有些则是本来就应当被淘汰的，还有一些则是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合时宜的。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监管抱残守缺，则有可能因噎废食而使我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被竞争对手所超越，而如果监管缺位，类似非法集资监管套利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互联网新业态的适度监管程度的拿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考验。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副作用是垄断变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联网产业往往号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的生产空间，互联网的跨界搏杀能力更使得能够使垄断涵盖诸多领域；

。另一方面，这个互联网的大时代也是智能制造的时代，各种创新创意层出不穷，经济持续发展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创新创意，要保护人们创新创意的积极性，就必须加强专利和非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反击垄断对创新的伤害。综合以上两点，在互联网时代，就要特别注重加强反垄断的力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各类创新创意的保护。